最近三木聪（日本北海道大学教授）发表研究福建土地改革的著作，也关注福建以外的华东地区各省。三木引用《华东区土地改革成果统计》，分析土地改革前华东各省的公田比例，其中苏南5.9%、安徽4.1%、浙江16.35%、福建29.36%。作为福建乡族共有地的“公田”比例，与江南地区的苏南、安徽、浙江相比，显得特别高，反映出福建社会宗族组织的根深蒂固。

1996年，厦门大学王日根先生发表《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研究》，认为福建的义田表明“封建官府对社会基层的管理更加间接化和无为化，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基层的自治化趋向”，提出与郑振满先生同样的看法。王先生对江南与福建义田的比较研究很有意思，他重视宋代以后的这一历史现象：为了防止贫富急剧分化，范仲淹在苏州提倡义田；在此影响下，福建也开始通过宗族，为了抚养族人而设置义田。

地域社会论与乡族理论

郑振满：森正夫教授提出的“地域社会论”，关注地方社会如何在阶级对立中实现统合，引导我们思考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是关于“空间”的概念，森教授注重再生产过程的“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社会再生产理论非常重要。社会再生产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中实现的，这种地域范围必须满足再生产过程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如水利、交通等。不能提供再生产的基本条件，地域社会就无法可持续发展。因此，森正夫教授特别重视生态环境，到福建调查森林是如何保护的、谁在保护森林、为什么福建的森林覆盖率那么高等。其次，森教授注重社会统合过程中的“指导者”，认为不同的地方精英会创造出不同类型的地域社会。这些地方领袖包括地主、乡绅、土豪、富商，其中有些是国家指派的，有些是土生土长的。最后，森教授一再强调地域社会中的文化问题，即不同类型的地域社会中隐含着不同的意识形态。森正夫教授关注的这些问题，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都是不可忽视的。

“地域社会论”作为方法论的意义，主要在于超越自上而下的王朝国家视角，倡导从社会统合的视角思考明清时代的历史走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明清史学界的年轻学者大多从事区域研究，可以说都受到了地域社会论的影响。当然，有的学者对地域社会论有所批评，认为地域社会未必可以自我满足，应该关注地域社会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因此，森正夫教授特别关注中国学者的明清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关于“乡族”的研究。他一直在追问，“乡族”究竟有多大？“乡族”的社会构成是什么？在傅衣凌先生看来，明清时期的非官方社会组织都可以称之为“乡族”，森正夫教授认为不可思议。他说我的乡族研究有很大的“福建性”。

森正夫：在我看来，乡族研究和福建地域有着密切关系。这种“福建性”是否可以解释我所关注的江南地区？

郑振满：我对森正夫教授的回应，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乡族”的区域差别。根据土改时期的统计资料，中国南方地区有不少“公田”，福建和广东最多，大约占总土地的30%左右，湖南、江西和浙江的比例也不低，大约占20%左右。如果按“公田”的比例来衡量，可以看出明显的区域差别，越往南“乡族”的规模越大，越往北“乡族”的规模越小。不过，“乡族”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不一定要有“公田”，不一定是经济组织。我们研究“乡族”，主要是关注地方社会的运作机制，尤其是地方公共事务的组织形式。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公共事务，需要各种公共产品，比如水利、交通、教育、治安、救济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地方公共事务。如果地方政府无法提供这些公共产品，就必须由民间自己想办法解决，这就是“乡族”研究关注的问题。因此，“乡族”的区域比较不能局限于“公田”，而是必须比较“乡族”在地方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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