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资本论》开篇就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过程”(马克思，1972:12)。何谓自然史?意味着任何历史都有其特定的条件，也有其普遍的目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史，呈现为一种黑格尔式的内在的辩证运动过程，即围绕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后逻辑所形成的历史三段论(Cohen，1978:7-29)，它经由人类自身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human species)到物化生产，最终演变为人的“自由”生产(productionof

freedom of man)，具有一种普遍的历史目的(马克思，2000:90;马克思，1972:12)。这样的历史观，背后有一个基本的哲学视野，一个基本的历史法则，即将人的类存在(亲属关系的逻辑)、异化劳动(资本及市民社会的逻辑)以及人的解放(自由联合的逻辑)看成一种“正-反-合”的辩证性历史演化。而这种内涵着总体史观的努力，我们在中国清末以来的“通史”书写中也看得很清楚，即力求将中国文明之一体格局及其外部融合过程加以总体呈现，以此映射出其未来的历史向度。2

其次，马克思历史研究方法的另一个维度带有结构史的方法论特点。他在所谓“原始积累”中所提出的形成史(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概念，说明资本的原始积累史是一个整体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巨变性的重构过程，为生成新的社会形态提供必要的结构条件。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非一开始就是自洽的，它需要某些特定的历史契机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形成史研究，是要找出历史变迁的特定前提，诸如“圈地运动”、“农民革命”和帝国“殖民活动”便是这种带有结构作用的关键历史要素。不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形成，资本积累贯彻的则是一种当前史(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逻辑;一旦成型的雇佣生产关系确定下来，资本便可不断地进行自我复制，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自我循环(参见阿尔都塞、巴里巴尔，2001:295-310)。在这两种不同的结构史逻辑中，相比而言，形成史具有创生的意涵，强调社会变革中的历史节点所具有的突变作用，而当前史呈现的则是一种自我再生性的“再生产”(reproduction)系统，在结构固化的情形下，这使得人们进行社会选择的余地大为下降(马克思，1972:12)。3

不过，马克思呈现历史具体的经典范本要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一系列作品。“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1961:121)。这部著作刻画了法国自1848年革命的混乱局面开始，到以1851年路易·波拿巴复辟旧制度的笑剧收场的一连串事变。它不是用一种历史哲学式的一般观念贯彻始终，而是通过史志的手法，在事件的追察中让历史的各种偶然性纷繁呈现出来，解放了那些不被所谓历史规律左右的故事细节。这说明，在经验世界中，情节的偶然性是历史真实性的最初表达，历史不是观念强加的一种现实的解释，而是过去的东西不断交织组合而构成的现实。该书并没有按照所谓史实之前后展开的历时次序来描述，而是对这段具体历史进行了再次呈现，表明历史的本质并不是故事本身的演绎过程。马克思的这段历史书写，破天荒地运用了一种巧妙笔法，他将各种历史情节重新加以编纂，依据事件背后的理论逻辑再次组织材料，从而为看似变化无常的故事本身赋予了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结构，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汇通一处。4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历史叙述，建立了故事性的具体与解释性的具体之间的递进关系，带有一种现象学还原的味道，从而使结构化的故事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性。

可以说，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活的历史，是以不同的样态出现的:既有普遍历史的规定性，又有社会结构的生成和总体运行的逻辑，既有具体历史事件之再构造中的复杂演绎，也有像《人类学笔记》或恩格斯执笔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所呈现的演化史的进路。这些多重维度的历史研究相互交织，构成了对现实经验体的多棱镜般的透视。唯有此，今天所谓的经验研究才能获得其真正的思考资源，社会学才会有安身立命之本。

其实，这里讨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只是一个例证。百余年前的世纪之交，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社会学家们无一不在社会研究中注入了历史的视角。涂尔干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和《教育思想的演进》曾被后人誉为社会史的开山之作(艾默贝耶，1997)。前一部著作打破了西方古典学关于希腊和罗马的家制与政制的既定判断，从法团的演进史出发为西方文明之社会传统的构成奠定了基本论题，并通过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再到近世变迁的历史考察，揭示了契约权、财产权以及民情状态中的民主制政体的建构过程(参见涂尔干，2001)。后一部著作则系统研究了基督教世界确立以来，人的教育是如何通过“用理性来检验信仰”的方式来实现的，是如何通过构建“大学”这样的职业法团组织和仪式活动来塑造社会秩序的(涂尔干，2003:100，123-138)。可以说，没有人的重塑和社会组织的团结，没有人对于社会生活的依恋感、归属感以及对神圣存在的敬畏感，社会便会失去它的道德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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