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位置:主页 > 综合新闻 >

渠敬东:返回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7)

来源:经济视野 【在线投稿】 栏目:综合新闻 时间:2020-10-08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从《殷周制度论》来看,王国维求中国历史之本原,用的恰是综合演绎的办法。他批评传统史学“有辩论无名学,有文学无文法”(参见王国维,1983:97-98

从《殷周制度论》来看,王国维求中国历史之本原,用的恰是综合演绎的办法。他批评传统史学“有辩论无名学,有文学无文法”(参见王国维,1983:97-98),恰恰是要将文献与器物、名与实、逻辑与历史相互参证,对经学化的史学或“以史治经”进行科学的重新奠基。不仅如此,该文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诸篇所呈现出的经世志向也是昭然的。在国家衰弥之际,王国维所及“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为真切”(罗振玉,2001:4),一是坚信周孔以来的中国文明之制度精神不会泯灭,将继续孕生出一种世界历史的普世价值,二是期望这一传统应随中西际遇的时刻,兼修外来的观念与方法,以达自我文明的再生与复兴。如王国维(2001b:877)所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不过,“特余所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今人再看这句话,会心者必会哑然失笑。

从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局看,如果说康有为的抽象历史哲学“下降”成王国维的制度史研究,那么陈寅恪的“下降”幅度则更大。不过,此“下降”可以说是抽象继续“上升”为具体的过程。陈寅恪(1980:236)治史不常引经据典,倒更愿意拾捡那些看似散乱的史料,如他所说:“一时代之新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但按照他自己的评价,他平生所学是一种“不古不今之学”,并不算得上新学,那么此“新”与彼“新”究竟有何差别呢?

所谓不古不今,自然有不新不旧之义,但其中的第一个涵义,是秉承王国维的经史观,即摆脱清末以来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从观念问题直接回到历史的本原和实际经验中去(逯耀东:1998:201-202)。其次,既然治史要“求真实、供鉴戒”,就不能仅循经学的路径,“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清代“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一途”,反而误了史学的要务。9因此,要用新的视角去解放史料,使零散的史料获得新意而成系统,“文史互证”,才能防避私家纂述之“诬妄”和“讳饰”,求得历史真相。再次,文与史的互证,所采用的新材料自然大多取自士风、民情的记述与抒怀,因而史学必然既要循其经本,又要印对正史,但更重要的是要呈现出一部民情史或士人的心史。

最后也是最为要紧的是,陈寅恪的历史研究着重选择了魏晋隋唐的时代,汪荣祖(2005)说的好,“不古不今之学”的真义恰是“中古之学”。但汪荣祖只说对了一半,陈寅恪治中古史的原因,并不是不愿在古史上与人一争高下,也不是因家族避讳而不专近世史,实为中古史有着胡汉杂糅、各教混融、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局面。汉末以来政治上的政统不举以及外族政权的取得,都使得中国历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局。中古史的这种“不古不今”的形态,不再像传统的封建制那样依宗法制度来确立家国秩序,而是塑造了以士风和民情为核心的历史构成的逻辑,如陈寅恪(1992: 510-511)所说:“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如国家有庆典,则召三教之学士,讲论于殿庭,是其一例。故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此虽通俗之谈,然稽之旧史之事实,验以今世之人情,则是三教之说,要为不易之论。”

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2001a:85)又说:“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在制度剧变之际,社会风习的转换及随之而来道德情感的变易就显得尤为重要,成为塑造未来历史的肌理与机制。由此,陈寅恪的治史方法很类似于孟德斯鸠所讲的情感上的民情逻辑,即制度常以风俗为本原,社会常以情感做支持。而且,陈寅恪借古验今,颇能表明他对近世现代变迁的判断,如他在《天师道与海滨地域之关系》一文的结尾处所说:“……见吾国政治革命,其兴起之时往往杂有宗教神秘性质,虽至今日,尚未能尽脱此历史之惯例。好学深思之士当能心知其意也。”(陈寅恪,1992:189)

要验风俗,理民情,辨析各教形成的人文地理要素,考察士人生活的观念和方式,就得有历史研究的“总汇贯通之法”:既通过广搜群籍“修丛目”,又通过比较取舍“修长编”,再“考证是非,解释矛盾疑滞,互相参证”。还历史风貌是件困难的事情,但历史研究亦好比现实的经验研究,仅凭单一的研究材料,不研求人文地理,汇集各方资料,进而相互比对,进行互证、参证和补证,就无法把握变迁中的总体经验事实,无法找到滋育制度与人心的民情土壤,也无从知道历史于现实中转换而来的变化契机。因此,若要认识时代之变局,就必须通理政治、宗教、民族和文化相互共融的历史过程,并施以“了解之同情”(参见王永兴,1998)。现举二三例,略加说明。

文章来源:《经济视野》 网址: http://www.jjsyzz.cn/zonghexinwen/2020/1008/671.html

上一篇:“北方奇观 大美凤凰山”第三届全国摄影大赛落
下一篇:李彦宏在北大毕业典礼上演讲:视野有多远,世界

经济视野投稿 | 经济视野编辑部| 经济视野版面费 | 经济视野论文发表 | 经济视野最新目录
Copyright © 2018 《经济视野》杂志社 版权所有
投稿电话: 投稿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