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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经济视野的中国城市化

来源:经济视野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0-06-29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一、经济视野之外的中国城市 过去30年,中国有5亿人迁入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目前2.2亿农民工中,有1.3亿明确表示希望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

一、经济视野之外的中国城市 过去30年,中国有5亿人迁入城市,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人口总和。目前2.2亿农民工中,有1.3亿明确表示希望留在城市。到2030年,预计至少还有3亿人将放弃农耕进入城市生活,到那时,中国城市人口将占到全球人口的八分之一。在这样短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现象,中国为首例。 对于这样的城市移民现象,如果仅仅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看,城市化的含义不过是两件事:盖楼和城乡户口统一登记体系的建立。但是如果从更广阔的战略标准看,还有很多大事未在当前城市化方案的考虑中。社会变迁研究者很早就开始注意移民现象——包括中国国内和向国外的移民。上个世纪90年代初,社会学研究资金的大量项目,多数以农民工为主题。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主题的重要,在于关涉到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目前中国发生的城市化浪潮,完全可能改变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如何回应城市化的全方位挑战,不仅关系到多数中国人的身份系统、社会关系以及生活方式的转变,更关系到新时期社会管理乃至执政方式的转型。 1949年以前,国民党的社会根基在城市,他们主要由扎根于城市的官僚机构、买办组织、金融部门和工商业者群体组成;而共产党的社会根基在乡村,他们主要由农民、士兵和青年学生中的民族主义者组成。在成为执政党并进城以前,在最大的城市上海,共产党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在城市零工群体中,他们的主要成分是进城改变职业的外地农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外来打工者。而上海本地的技术工群体则同国民党的组织关联更紧密。在传统形式的内聚、冲突和对抗的组织化纽带中,亲缘与地缘关系比起阶级关系更为重要。与工人中存在的世俗关系——祖籍、性别、文化以及技术类别和水平等因素相比,职业的组织化作用不那么突出。当共产党和国民党在上海工人中开展组织工作时,受到了工人群体中既有的社会类别壁垒——本地与外地、工种与技术、地缘与文化——等等烙印的深刻影响。通过这些烙印,甚至可以大致辨别人们的利益联结和政治态度,这两个政党不同的社会基础也深深刻画了它们各自政权的特性(参见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这些在城市发育的社会组织基础,经由60多年、大约三代人的代际移民过程已经发生改变。1949年共产党第一次进城后,大量军队退役人员接管城市工作,现在他们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城市人,组织、职业和角色的分化日趋复杂,面临的城市问题已经不同。但是,当时建立的管理方式并未改变,这种管理方式的特征,是等级单位(结构)和特殊主义关系(原则)的混合体,主要的任务在于改造而非适应和融于城市体制。 相比于现在,当时的城市功能和目标更为单一:生产企业和行政管理。所以,城市生活的组织化相对简单:进行人口限定并内部循环,“城市人”的成分主要是生产和行政单位中的职工和干部,除了组织调动和安排,个人不能随便移动进出或选择单位,单位之间设置行政级别和纵向隶属关系,但单位内成员间的收入和地位差别不大,城市人的福利和消费水平相近,职业分化程度不大,职位通过人事部门设立、审批、再分配。这样做的结果,是城市人员和生活方式同质化,社会类别很少且组织化程度较高。城市秩序和生活受到城乡壁垒的“保护”,它无需面临竞争和选择的压力及风险。 今天,以地区、户口划分职业和社会身份的状况仍然存在,但城市社会单位的同质化现象已经变化,城市职业的分化程度远远超过乡村地区。在城市,不同社会类别的人群共处,不同阶层和职业特征的人混居,新旧体制中的职业、等级、身份、阶级等类别构成叠加,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中西变种的生活方式和礼仪集聚一处。随着居住共同体和单位建制消失,基于单位体制的组织认同和责任减弱。大部分的群体冲突和社会抗议事件发生在城镇地区,自杀和他杀发生的概率在城镇也已经超过农村地区。 二、城市化的战略问题 (一)冲突性利益 计划经济时期创造出来的一些社会分类,比如城乡、地区和工作组织间的地位差异犹存,同时又快速发展出一些新的社会分类,比如体制内和体制外、国有和民营、大型企业组织和个体经营者、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国际商业组织等等。这些差别部分和传统体制有关,同时也和变迁有关,它们共同造就并维持的社会不平等,在城市比乡村更为凸显。一些群体类别受到社会区隔所限制,上升流动困难,另一些则非常容易获取大量公共资源,这些差别的形成,有些源于行政格局的路径依赖,有些源于市场竞争,由此形成的很多壁垒和区隔,不能完全由个人偏好、特征及努力程度得以解释(参见王丰《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那么,城市管理应当运用什么机制,有效协调并平衡这些差别的地位和冲突的群体? (二)社会连结纽带和信用约束 城市是一种新型的公共社会。如果

文章来源:《经济视野》 网址: http://www.jjsyzz.cn/qikandaodu/2020/0629/3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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